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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專有名詞上，兩岸三地的譯法常常都是不一樣的，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從宏觀上來說，兩岸四地對于外國專名的中文譯名差異雖然是通過譯入語的語言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但是其根源絕對不僅僅來自于語言本身，而是兩岸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差異的結(jié)果，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從微觀上來說，兩三四地在外國專名的中文譯名上出現(xiàn)了不一致的現(xiàn)象，與其所遵循的不同翻譯原則有關(guān)。

　　祖國大陸對外國人名地名的翻譯一般遵循下列原則：

　　①名從主人，是指翻譯專名應(yīng)該以該名詞所在國的語言的發(fā)音為準(zhǔn)。如Charles de Gaulle按法語音譯為夏爾?戴高樂。

　?、诩s定俗成，如有些外國歷史名城和地名，我國早已有固定譯法，盡管現(xiàn)在看來譯音不夠準(zhǔn)確，也不能隨意更改。例如，莫斯科，當(dāng)年是根據(jù)英文Moscow音譯的，其俄文Μосква發(fā)音為“莫斯克瓦”，就不宜改動，只能沿用“莫斯科”。華沙，當(dāng)年是根據(jù)英文Warsaw音譯的，其波蘭文Warszawa發(fā)音為“瓦爾沙瓦”，就不宜改動，只能沿用“華沙”。諸如此類的還有：華盛頓（美國首都）、華爾街、滑鐵盧（比利時、美國）、好望角（南非）等。

　?、郯l(fā)音標(biāo)準(zhǔn)，用詞規(guī)范，是指在翻譯專有名詞時，必須準(zhǔn)確把握原文語言和譯文語言的準(zhǔn)確發(fā)音。另外，為了使音譯專名不至于產(chǎn)生錯誤概念，要注意用詞規(guī)范，避免使用與上下文容易聯(lián)成意義或具有明顯褒貶意味的字。

　　香港在翻譯外國專名時的最大特點是受粵語讀音的影響非常大。香港的主要語言時英語和漢語，而漢語各方言中又以粵語占明顯強勢。例如Hollywood Road為香港的一條道路，其在香港的中文譯名為“荷里活道”，那是因為在祖國大陸被譯為“好萊塢” Hollywood，在香港的譯名就是荷里活。

　　Waterloo Road譯名為“窩打老道”，而在祖國大陸，其譯名應(yīng)該是“滑鐵盧大道”，著名足球明星Beckham則被稱為“碧咸”（內(nèi)地譯為“貝克漢姆”），這是因為“碧咸”的粵語發(fā)音和Beckham是很像的，雖然在普通話中的“碧咸”與 Beckham的發(fā)音很不接近。對于不熟悉粵語的大陸人士來說，上述香港譯名無疑就會讓他們覺得頗為費解或者很古怪和搞笑。

　　其實，同樣情況在國外也會出現(xiàn)，如加拿大城市Montreal ，大陸譯名為“蒙特利爾”，而在當(dāng)?shù)貎S居的早期華人因為大多來自香港，所以他們習(xí)慣按照粵語讀音稱其為“滿地可”，加拿大最大銀行之一Bank of Montreal也被他們稱為“滿地可銀行”。加拿大西海岸的省份British Columbia，大陸譯名為“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但是當(dāng)?shù)夭倩浾Z的華人習(xí)慣根據(jù)其英文縮寫B(tài)C稱之為“卑詩省”。

　　香港的中文在翻譯外國人名的時候的另一常見做法就是采用漢化譯名，漢化譯名的取法，一般分別將姓氏和名號的“最顯著讀音”（視乎先端部份或響亮程度）化成單字的姓和雙字的名，也有少數(shù)是化成漢族復(fù)姓或單字名，如北約前秘書長夏侯雅伯（Jakob Gijsbert "Jaap" de Hoop Scheffer）、前港督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尤德（Edward Youde）等。

　　著名的末代港督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在稱為香港總督之前，其姓氏的中文譯名是帕滕，當(dāng)上總督之后則取了一個漢化譯名“彭定康”。還有一些依照漢化姓名而翻譯的漢化譯名，譯名的姓氏取原文姓氏的首個音節(jié)作音譯，名字取原文名字的，如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夫人Cherie Booth，港澳稱之為“彭雪齡”，而在中國大陸則譯作切麗?布萊爾，臺灣譯作雪麗?布萊爾。

　　臺灣對于外國的人名及地名基本上以嚴(yán)復(fù)先生的信、達、雅原則來指導(dǎo)翻譯。官方的要求也大凡如此，并尊重民眾所思考的出發(fā)點，未特意規(guī)范或指引翻譯者。譯者一向以約定俗成的譯法來從事翻譯。

　　在翻譯人名方面，一方面臺灣方面傾向于用漢族的姓來翻譯外國人，臺灣的人名譯名一般頭一個字往往刻求取用漢姓。